供圖/陸浩付萬綠科研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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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圖/陸浩付萬綠科研團隊
供圖/陸浩付萬綠科研團隊
供圖/陸浩付萬綠科研團隊
在三星堆博物館參加測試。供圖/陸浩付萬綠科研團隊
團隊成員在工作。供圖/陸浩付萬綠科研團隊
三星堆8號坑現場。陸浩、付萬祿科研團隊供圖。 自1929年三星堆月亮灣出土第一件玉器以來，三星堆玉器終于迎來了它真正獨特的“高光時刻”。
2021年4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對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器進行了聯合研究。 這是對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全部玉器的首次系統、全面的科學技術考察。 ，也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以下簡稱“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首次重要的跨學科合作。
“到目前為止，我們團隊是第一個對三星堆玉器進行系統、科學、全面的研究，包括出土的一號坑、二號坑以及三星堆城遺址和墓葬遺址，這些文物現在都在博物館里。 ” 該科研項目的組長來自北京。 考古文博學院陸浩用一句話解釋了這項研究的特殊性。
三星堆博物館實地數據采集完成后，科研團隊迅速對數據結果進行整理和總結。 最新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內權威學術刊物《故宮博物院學報》九月號上。 可以說，這樣一個以儀器測量和數據分析為研究方法的項目填補了三星堆玉器研究領域的一項空白。 同時，本研究獲得的三星堆玉器原料和形態數據，可以為今后三星堆玉器與其他地區、時代玉器的比較研究提供基礎依據，有助于解讀早期中國。 玉文化的時空發展脈絡.
在三星堆發掘的緊張報道期間，北京青年報記者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會議室見到了研究小組的三位主要成員：陸浩、付萬祿、柴俊。 北大的三位博士看起來都很年輕。 陸浩和付萬祿都是“85后”，分別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 老三的柴軍還是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的畢業生。 博士生。 談及“成團的理由”，三人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有共同的理想，統一的目標。”
為什么人們在三星堆的研究中更注重青銅器和金器，卻忽視了玉器？
“大家對三星堆遺址越來越關注，迫切需要了解它的文化淵源以及它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動。 因此，事實上，對每種材料的文物研究都是需要補充的。 是的，玉石也不例外，我們只是想克服困難，做好這項工作。”陸浩說，這也是他們三人做好這項研究的主要動力。
事實上，玉器是三星堆文物中發現最早的。 1929年，農民嚴道成在廣漢三星堆月亮灣臺挖溝時，發現了一個藏有400多件精美玉器的坑。 一時間，“廣漢玉”的美譽聲名鵲起，從而拉開了三星堆考古90年的序幕。
然而，近一個世紀后，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中，青銅器和金器越來越受歡迎。 至于為什么對玉器的研究相對較少，柴俊解釋道：“三星堆的玉器大多樸素，沒有太多的裝飾。 長江中下游的良渚遺址早于它，金沙遺址晚于它，他們的玉器裝飾和工藝更加豐富。”
缺乏書面證據和明顯的圖騰裝飾看似缺點，但實際上是地質學上的優點。 “基于數據的方法正好適合研究肉眼看不見的東西。光學儀器和幾何形態的研究可以對玉器進行補充。” 老三的柴駿主動承擔起了“科普”的任務，繼續前行。 ：“對古代玉器的研究主要分為材質、工藝、造型、圖案四個方面。我們與三星堆博物館的合作就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對三星堆古代玉器的‘材質’和‘形狀’方面進行研究. 進行系統檢測、識別和量化。”
由于研究初期缺乏無損檢測條件，以及對古玉“材質”的研究不夠，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材質一直缺乏全面的檢測和研究。 因此，對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進行科學、系統的科技檢測是非常有必要的。 通過檢測，可以為三星堆玉器的成分、年代等重要信息提供數據，有利于三星堆玉器的溯源。
三星堆的玉料是國產的還是進口的？
三人組成了一支軍隊，各有分工。 具有考古、文化研究背景的陸浩，負責把控項目整體方向，確定技術路線，同時還承擔聯系博物館、當地村民等工作； 付萬祿擅長地球化學和珠寶玉石研究。 負責設計實驗方法； 柴軍擅長地質學和幾何形態研究，負責玉石測量后高精度儀器的操作和數字化分析。
今年3月，團隊成立，陸浩立即帶領團隊成員開始下一步的實地調研。
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如此大量精美的玉器。 這些玉石原料從哪里來？ 三星堆附近有什么重要的玉石產地嗎？ 這對于三星堆玉器未來的溯源至關重要，也成為陸浩團隊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
“我們首先要查清楚三星堆附近是否有類似的材料，文獻中有記載，但我們沒有親眼見過，所以一切都要實地調查。” 陸灝說，他們必須找到附近的礦點，然后前往那里。 對這些玉石標本進行系統采集和對比研究，可以為三星堆遺址玉石的溯源提供更加真實、有用的數據。
2021年4月，項目正式啟動，三人踏上了四川之旅。 團隊到達四川后參觀的第一站不是三星堆遺址，而是隔壁汶川市馬登鄉山里一個1967年廢棄的玉石礦港。 據文獻記載，這里曾出產龍溪玉（角閃石玉），一種適合制作玉器的軟玉品種。
據陸浩描述，科研人員過去曾到訪過此點，但由于當時條件的限制，沒有準確的GPS定位。 這里山勢高峻，交通不便，地形結構復雜。 而且還受到2008年汶川地震的影響。 余震和山體滑坡非常常見。 一個團隊如果不熟悉山路，是絕對不可能沖上山的。 他們意識到有必要找一個當地的向導作為向導。 談起尋找向導的經歷，付晚祿用了八個字來形容：“天作之合，巧合”。
汶川是羌族大量聚集地區。 他們要去的礦點所在的山位于阿爾強村。 由于有關龍溪玉的信息相對較少，臨走前，付萬璐在查找文獻時看到一家縣級博物館藏有龍溪玉標本，于是她托了一位恰好在汶川工作的同事去博物館一探究竟。查詢。 健康）狀況。
“博物館很小，不對外開放，所以當我向博物館管理人員詢問標本來自哪里、出產的地雷大小等問題時，他們都解釋不清楚。”付萬祿說。 。
班組長陸浩曾在雄安當過基層干部，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 他立即聯系了小博物館所在的村支書。 書記聽說他來這里是為了科研，非常配合，并向陸浩推薦了村里一位有幾十年進山采玉歷史的羌族老鄉。
正是這個人，成為了他們上山采集樣本的得力向導。 陸浩、付萬祿、柴駿都稱他為“民間怪人”。 付萬祿說：“他雖然是當地的一名普通村民，但因為對玉石的愛好，在當地奔波了30多年，自學知識的能力很強，對玉石的了解也很深。”周圍的地形，他真是個奇怪的人。”
陸浩回憶說，尋找這個“奇葩男人”的過程并不是特別順利。 第一天拜訪他的時候，他差點就失敗了。 在山里，手機經常沒有信號，山路陡峭，也沒有路標。 我們只能依靠之前溝通過的一些典型的路邊標志來判斷是否到達了指定的集合地點。 到達指定地點后，他們無法通過電話聯系到任何人。 三人一直等到夜幕降臨，才親自打電話來。 而且，由于方言和口音的問題，第一次彼此的溝通并不是特別順利。
陸灝道：“他只是說第二天要帶我們去，并沒有告訴我們山路的具體情況，只是說有點難走。” 根據多年野外勘察的經驗，三人帶了地質錘、圓規和放大鏡。 這是野外必備的實用工具，我將配重最小化，第二天就帶著向導出發了。
結果導游的表現超出了他們的預期——他不僅對整個地區的玉石產量有了很好的了解，還對這次需要參觀的點進行了大概的介紹，因為考慮到汶川大學地震發生后，原有道路塌陷，重新設計了一條相對合理的上山路線。 他還考慮到上山采集標本的問題，提前叫來從部隊調來縣城工作的兒子幫忙。 在那次登山探險中，他沿途采集了數十公斤的巖石和玉石樣本。 只有在人們的幫助下，才能將這些“珍貴”的材料帶下山，送到實驗室。
上山的路并不好走。 山的角度很陡，幾乎有60度。 回想起來，付晚祿有些后怕：“我們上山真是走的是山羊路，跟著羊的腳步，我們得像羊一樣用手腳。” 由于不是主干道，所以這條路基本上只有兩個人腳那么寬。 路很窄，但周圍都是荊棘。 上山下山，一行人的衣服、鞋子上都沾滿了刺。
那天我們早上8點出發，單程步行上山花了4個小時，直到下午5點左右才下山，整個過程團隊除了臨時休息之外，所有人都沒有休息，一直在前行。停止采樣。 作為團隊中唯一的女性，就連擁有多年野外工作經驗的付婉露也覺得這段經歷“難忘”。
同時，為了讓以后的研究人員更容易找到路，他們在艱難爬山時，在整條步道上做了固定點。 “如果其他人再次尋找這個地方，我們提供的信息就是最好的參考和指導。” 陸浩說道。
通過此次四川汶川野外地質調查，發現龍溪玉礦口及河流上下游可采集角閃石玉、蛇紋玉、大理石、石英巖及少量綠松石。 對比三星堆出土玉器的材質組合和比例，基本支持了“就地取材”、“就地生產”的假說，也與《徐漢書》中所說的“玉壘山，產玉”相吻合。 《蜀·君郭志》“水出”的記載。
使用便攜式無損先進儀器后，他們遇到了哪些困難？
完成初步的實地采樣工作后，2021年4月，團隊的下一個重點轉向了博物館現有的玉器藏品。
檢測工作無論難度還是工程量都非常大。 困難之一是目前三星堆博物館沒有相應的檢測技術和先進的檢測儀器。 古代玉石經過剛玉、玉石等破壞性使用，并因自然侵蝕長期埋藏后，其透明度、顏色、結構甚至物理外觀都會發生變化。 對于二次變化，需要通過地球化學科學技術檢測技術對材料進行無損分析； 工作量大是因為玉石的形狀和大小不同，測試時不同的器皿如何放置必須做出相應的安排。 差異化調整。
研究障礙必須一一克服。
陸浩帶來了四臺最先進的便攜式玉石無損檢測儀器，包括手持式XRF分析儀和拉曼光譜儀BRAVO。 前者可以快速、無損地測定玉石的化學成分； 后者可以消除或減少出土文物因表層土壤腐殖質的熒光干擾，實現無損、非破壞性的物相分析，可作為玉石器物原料的綜合測定。 輔助手段。 此外，陸浩還邀請了五位高級工程師隨團隊來到三星堆，就是為了配合團隊更精準的科研工作。
我們之所以選擇最先進的、兼具“便攜”和“無損”特點的檢測儀器，也是基于“保護文物第一”的最高原則。 補充道：“我們在進行地質玉石成分檢測時，通常需要收集樣品并將其磨回粉末。盧老師的先進設備可以做到這一點，而不會損壞玉石本身。文物非常重要。它們很珍貴，而且我們在進行研究的同時，一定要盡量不要對文物造成破壞性的破壞。”
盡管檢測設備可以是便攜式且無損的，但要正確檢測所有這些形狀各異的玉石并不容易。 有的綁在鐵架上展示，有的蓋在玻璃展示柜里，有的很重，有的很長。 即使是最便攜的儀器，仍然需要放置不同狀況的玉石。 將它們以不同的方式排列并一一檢查，同時保持穩定的狀態。 “儀器只能在剛接觸到之后就放置，不能‘附著’在上面，也不能離得太遠。” 陸浩說道。
三星堆博物館特地派出了博物館內從事文物保護修復工作的專業工作人員，給了陸浩團隊很大的幫助。 “他們專門從事修復工作，最了解每件文物的特點，因此非常熟悉這些文物哪里有裂縫、哪里被修復過、原始材料在哪里。 它們可以給我們在做測試時提供更好的參考。 ”付萬祿說。此次發表的論文的共同作者中有來自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三位專家：朱亞榮、于健、張月芬。
使用拉曼光譜儀，需要 60 秒才能達到測試點。 每個點以兩毫米的間隔移動。 每個樣品需測試2-5次，最后取平均值。 柴軍說：“保持穩定的狀態是必須的，一晚上下來，我的手其實已經很累了，這也是多虧了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幫助。” 工作人員每晚都會協助現場三人進行檢測工作，并進行跟進。 他們共同商討了玉器文物“一一”檢測方案。 雖然這個計劃有點繁瑣，但是陸灝卻覺得值得。 “雖然拿一件、檢測另一件、更換另一件會很麻煩，但時間再長也不算太長，可以盡可能保護文物的安全。”
工具和方法的問題解決了，卻面臨了團隊事先沒有預料到的情況。
今年3月底，三星堆遺址再次啟動文物坑發掘工作后，考古隊首次向社會公開重大工程進展情況。 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會在成都召開后，神秘的“金面具”、鳥形金飾等文物的出土迅速成為網絡熱議話題，引發各界關注。全國人民。 三星堆博物館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熱門的旅游目的地，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游客。
如果我們仍然在正常工作時間進行商場內測量，那么游客就會太多，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果我們想測試展廳里的文物，只能在下班后清理完場地后才能進行。雖然需要一整晚的時間，但確實是一個非常美妙的過程。到了晚上，感覺就像是‘博物館美妙之夜！” 傅婉露開玩笑道。
于是，每天下午6點到凌晨1點就成了團隊的正常工作時間。
其實，說晝夜顛倒并不完全準確。 未存放在展廳內、保存在博物館文保中心的玉器，仍需要團隊在白天進行檢查。 白天在文物保護中心工作，晚上再去博物館考察館內的玉器文物，團隊不知不覺形成了“白+黑”的工作模式。 一是縮短測試和獲取數據的時間，節省研究經費，二是盡量減少博物館工作人員長期的額外工作量。
這樣的工作節奏他們持續了近一個月。 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他們對三星堆博物館和文保中心倉庫出土的全部玉器進行了科學檢測和分析，共計364件。 平均每晚測量20塊玉石。 測量效率取決于玉石的大小和形狀。 但對于團隊來說，熬夜帶來的疲勞遠不及科研工作帶來的興奮和成就感，大家都樂在其中。
364件玉器成分信息全部公開。 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檢驗工作完成后，陸浩團隊獲得了三星堆玉器檢驗的珍貴科學數據資料。 根據XRF和拉曼光譜儀檢測結果，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器以角閃石玉為主，占總量的72.25%，其次是砂巖和蛇紋玉，其他材質還有板巖、大理石、白云石。 、瑪瑙、綠松石等，材質種類繁多。 這說明生活在三星堆地區的古蜀先民已經具備了一定水平的審美情趣、精神信仰、禮儀傳統和玉器加工技藝。 此外，論文還提到，在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中，幾乎沒有玉石混雜為同一形狀的情況。 這說明商代古蜀先民對玉石材質和形狀已經有了系統的認識和選擇。 “玉”和“石”的概念分離，產生了角閃石玉的專門采集和加工。
三星堆遺址中的玉琮、玉璧數量較少，但玉杖、玉鑿較多。 動物、人物圓雕多用砂巖等粗糙“石”制成，黃、爵等商代常見飾物并未出現。 ，體現了古蜀文明與中原文明的差異； 玉張、玉戈、玉璧、玉琮、鑲玉銅牌、銅虎等外來文化因素揭示了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中下游文化的差異。揚子江。 滲透與融合。
他們團隊下一階段將通過對玉器中的鋯石、磷灰石、榍石進行系統檢測，獲得三星堆玉的氫氧同位素、稀土元素和年代特征，以及與報道的新疆和田玉相關的數據經比對確定了和田玉的產地，和田玉占三星堆玉的90%。 該方法也為完善國內和田玉產區追溯體系提供了新的技術路線。 可應用于其他文化遺址古玉溯源，對于解決古玉溯源和玉文化演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陸浩和他的團隊成員知道，他們的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結論還沒有到達最后階段，但至少他們已經形成了獨家且成熟的研究方法。 用陸浩的話說，“努力，邁出第一步很重要”。 過去對器形、紋飾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定性描述和圖片比較來進行。 他們在研究中確定了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則，并直觀地運用了幾何形態學的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 反映器皿形狀的形態相似性； 他們通過三維立體數據的統計分析來確定形狀變化的定量反映。
“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步，我們已經公布了這364件玉器的全部成分信息，如果同期其他地方也有相同的器物，想要研究的話，可以用我們的數據進行比對。” 陸浩河繼續道：“以后我們會用這個方法，與三星堆等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出土的玉器進行數據比對。 也就是說，我們的檢測方法建立了統一的尺度，只有統一的標準。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出更好的比較。”
完成三星堆之后，他們還計劃今后在其他文化遺址采用建立這個數據庫的方法，對那些地方出土的玉器進行類似的綜合測試，結合不同時代、地區、不同地形圖，或許可以嘗試一下。恢復一條屬于中國古代的“玉石之路”。
玉文化的傳播路徑是怎樣的？ 對于考古學家來說，溯源一直是最令人著迷和最困難的部分之一。 陸浩有自己的野心和考古藍圖。 “我想在未來10-20年內建立一個中國玉器的大型數據庫。在中國還沒有人做到過。現在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我相信它會成功。” 這只是時間問題。” 陸浩表示，這是他作為一名科技考古學家的心愿，也是一個北大科研團隊的專業態度和責任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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